2016-03-15 张超昧(86年)张超昧(油画)吴梅秀作八十年代作者与张超昧夫人吴梅秀(2014) “欲致人亡命，必刺其心脏” 

    自古以来，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只要心脏刺伤，人会立即死亡，即使在外科医生领域，这种观念也支配了长久的岁月。 由此，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欲要人亡，必刺其(要害)心脏。 十六世纪，一名决斗者的心脏被对方用剑刺伤后，还奔跑了几百尺，倒地而亡。自此以后，医学界悄悄在感受到了，即使心脏受了伤，也不一定立即致命，如抢救及时，尚有挽回生命的希望。 

    1867年，费希尔研究了452例心脏创伤病例，惊奇的发现，竟有7%是被救活的。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知道了这一点，心脏受伤的危险度与其受伤的位置、面积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危险的是伤及冠状动脉、室间壁的希氏束以及心耳壁。 由此，作为胸外科手术来讲，多年以来，一直望而生畏，举步不前。 

    19世纪80年代，著名外科权威比尔罗斯说：“如果外科医生尝试缝合心脏创伤的话，那么他将失去医学界的信仰。” 可是，人类医学进步是永无止境的，1881年，美国的罗伯特医生率先提倡缝合心脏创伤理论。随后，意大利、德国等一些外科医生相继做了成功的心脏缝合术。当时有一名学者做了统计，在535例心脏缝合手术中，成功率达到44%。 

    我国外科史划时代的一页 

    原杭州红十字会医院医师张超昧(1912-2007)，为我国从事心脏外科手术的第一人，甚至，比处于全球外科科学研究尖端的美国首例施行心脏手术的人，还要早了整整一年。 当年，正是由于他的一例成功的心脏外科手术，使得我国的心脏外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令世人对于中国的现代医学成就，刮目相看，也使得张超昧的名字在我国外科医学史上留下了踪迹。 黄家驷主编的《外科学》，兰锡纯等主编的《心脏外科学》，以及《中华外科杂志》均有明确记载与报导。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我国胸外科史划时代的光辉一页。尽管这些年来，人类在心脏外科领域里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现代医学成就是那么的辉煌夺目，我们也不能忘记与追忆那些在医学科研园地中辛勤耕耘的前辈，张超昧就是我国最杰出的一位开拓者。 

    学生时代，精通多门外语 我们有幸于2015年1月12日到杭州玉泉路马岭山三号寓所，访问了张超昧医师的夫人胡梅秀女士，以及他的女儿张景明，请她们谈谈张医师一生鲜为人知的故事。 胡梅秀女士告诉我们，张医师1912年生于浙江温岭，1935年从广东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不久，就到江苏医学院工作。 谈到张医师最初的医学事业，胡梅秀说，当年中山医学院的大多数教师都是从德国请来的，所以，自小他(张超昧)就养成了说德语习惯，不仅精通德语，而且，还会英语、法语、拉丁语等语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退休后，张医师深感我国的医学研究落后了世界先进水平一大截，人们对于外藉医药学文献很难把握词语的确切内涵，由此，造成的失误不在少数，于是，着手从事编译《中英德法医学词典》，这是一个浩瀚复杂的文字工程，他断断续续编译了300余万字， 直至年老身体不支为止。 我国心脏手术第一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医师所在的江苏医学院改为外科医院，专门收治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重伤士兵。 

    同年11月，上海沦陷后，张超昧随着江苏医学院辗转到了湖南沅陵，也就在沅陵，他认识了从杭州迁至沅陵的“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学生胡梅秀。一年后，他与胡梅秀在成都结婚。 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医学院不得不继续撤退到四川，张医师到了成都以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注)医院工作，主要是救治从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 1940年10月6日，军校医院送来了一位以剑自尽，刺破心脏的30岁士兵。时任外科主任的张超昧赶来了，看到患者胸口正涌出大量鲜血，察看了病情：如果不及时做手术，这个年轻人肯定没救了。可在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开胸缝补心脏的记录，国外虽有过先例，不过，也是凤毛麟角，救命要紧，片刻思索之后，张超昧当机立断，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做手术! 手术刀刚刚划开胸腔，鲜血喷涌而出，一直喷到天花板上。 张超昧很沉稳，那位年轻人是右心室壁贯穿性刺伤。 手术进行了数小时，心脏修补成功，年轻人的生命被救回来了。 年青的张医师当时没有想到的是，由此，他成了中国第一个做心脏手术的人，那年的中华医学杂志第28期第二卷(1942年10月)将张超昧的手术报告全文刊出，引起了全国外科医学界对这位年轻外科医生的重视。 

    1940年10月后半月，继张超昧的手术成功首先报道后，另一位医生在乙醚全麻下为一名37岁右心室壁刺伤约2cm的男性患者用羊肠线缝合3针获得成功。手术时间55分钟，麻醉后2小时完全清醒。 术后，患者出现支气管炎，经治疗24天后出院。往后4个月余的随访，结果良好，由此，他们共同开创了我国心脏手术和麻醉的开端。 那一年，张超昧刚满27岁。 

    到了1947年，人们又为慢性缩窄性心包炎患者在全麻下首次采用手术疗法。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不仅是我国心血管手术的萌芽时期，也是我国心血管麻醉的萌芽时期，而张超昧医师在我国外科史上则是一位拓荒者。 筹措“中华外科医院” 聊着，聊着，我们不知不觉谈到抗战时期(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中国军队的后撤)，张医师的所作所为。对于那段经历时，多少年以后，张夫人讳莫如深，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全家至今仍然心有余悸，(2015年1月)，也不敢向儿孙们说到地过。 

    由于张医师高超的外科手术技术，救治、救活了无数个前线受伤回来的士兵(当时四川医院的技术力量与设备条件远不如沦陷前的江浙地区)，以及他在外科界享有的声誉。江苏医学院以及张医师本人在成都立即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尤其是军队的重视。当时，作为大后方成都的各家医院里，挤满了从前线，以及各地送来的重伤病员，甚至连医院走廊里，堆放杂物的棚子里，全挤满了伤员。 可是，僧多粥少，不仅合格的医生少，而且，医院更少，许多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命悬一旦。张超昧等人抵达成都后，被指派到成都市立医院负责抢救伤病员，即被任命为市立医院的主任外科医师。 与此同时，部队野战医院更急需要合格的外科医师，一纸政府指令，立即将他派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医院，专门从事部队伤病员的救治工作。 可是，此时张医师已经在市立医院工作了，作为台柱医生，市立医院怎肯放人，无奈部队的调令，战争非常时期，一切都必须以军事需求为优先。于是，张医师不得不“一仆二主”，一边在市立医院工作，救治地方上的伤病员，一边又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医院专门从事前线回来的伤病员救治。 由此，他被任命为军校医院的外科主任(“上校军医”)。 虽然张医生等人没日没夜的为伤病员操劳，仍然是杯水车薪。 如何改善那些在抗日战火中为民族英勇献身的战士的医疗条件(让他们康复早日返回前线)? 张医师为此费尽心思，他想，为什么不能创办一家民营医院，以弥补时艰呢? 于是，工作之余，他四出奔走，到处呼号，终于筹措得一笔资金。 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最艰难时期的成都)，一家名为“中华外科医院”诞生了(后更名为“中华医院”)，张超昧担任了该院的院长兼任外科手术室主任医师。中华外科医院刚成立之时，只是借住在成都浙江同乡会馆所等接待伤病员，时至1948年，一座四百平米多层洋房的私立医院终于落成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那幢洋房被没收了，成为成都市卫生局的办公用房。罪名是张医师曾经是一个“国民党的上校军医”。 80年代初期，张超昧成为浙江九三学社的成员，多次前往成都，要求落实政策，但当地部门表示，因为时间隔得太久，又涉及跨省、市，难度太大，双方交涉，几度陷入困境。于是，他只得找到浙江省统战部，找到浙江省九三学社，希望由组织上出面，帮助解决落实成都房子的问题。 鉴于其政策落实的复杂性，由浙江九三学社组织的名义致函给四川省政法委和四川省委统战部，同时，也发函给成都市政法委、统战部、卫生局，希望他们尽快解决张的私房问题。其后，他再次前往蓉城，由于组织上的出面，成都市委派人接待了张医师，表示会认真研究，尽力解决此问题，也让张超昧看到了一线解决的希望(至今尚未落实)。 

    张超昧到杭州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张超昧携带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由于他高超的外科经验，在全国外科手术界享有的声誉，以及精通拉丁语、希腊语等多国语言，尤其擅长英语和德语，迅速引起浙江医科大学的重视，被聘为外科副教授，并担任浙医大第一医院的外科医师。 张医师的夫人胡梅秀是杭州国立艺专的毕业生，当年她的老师吴大羽(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刚巧已经移居上海，于是，大羽先生就将自己在马岭山空置的寓所租借给了张超昧夫妇居住(马岭山上一座北欧式平房小猎屋)。 吴大羽教授自五十年代初离开杭州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由此，张超昧一家人实际上就住在马岭山的小屋内，一直至今。 

    笔耕不辍，编撰《临床真菌学》 

    张医师在杭州期间，工作之余，勤于笔耕，为医学杂志编撰翻译医学论文。他的一部(与沈鼎鸿合作)专著《临床真菌学》，在1950年10月由中国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的数量就达到三千册。 长久以来，真菌学文献散载于各个相关的医学杂志，可以说，这部书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临床真菌学的完整著作。与张医师一起合作编写此书的另一个人是沈鼎鸿，为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授，这本书的第二十七章及书附录部分为沈鼎鸿教授所译，其余各章系临床理论与实务，均由张超昧撰写与翻译。 

    张超昧调到杭州红会医院 

    1961年12月，张超昧调到杭州红十字会医院外科。 由于他的特殊经历，曾担任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医院的上校军医，在那个年代里，他不能上手术台去开刀救治病人，只被安排在门诊坐诊。 1966年“文革”开始，张超昧受到冲击，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以及耿直的脾气，坦率爽快的言谈，嫉恶如仇的性格，高超的开刀技术，被责令离开临床，打扫厕所，到检验科洗瓶子。 “文革”后的一个偶然机会，红会医院药剂科的一位老同事在花港观鱼碰到张超昧，轻轻地叫了他一声：“张医师!” 张超昧抬起头，惊讶地看着老同事，不由说道：“只有你还记得我是一名外科医生……很久都没有人这样叫了。” 那年，张超昧64岁了，又回到外科门诊，重新做坐堂医生。 退休后的张超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张超昧参加了九三学社，成为浙江省政协编译组和浙江省科技情报所翻译组的成员之一。 那些年来，他翻译了大量国外最新的科技资料，对于国内的医学进步与追赶世界最新科技成就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同时，还兼任杭州制氧机研究所的英语教师，许多中青年医师在翻译或阅读外文文献中遇到困难或障碍，常常过来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的解释，精心尽力地指导。 张超昧的家就住杭州的著名风景区，玉泉植物园附近，这里环境幽静，景色优美，空气清新，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幽雅环境。 

    2007年，张超昧医师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 他一生的故事，难道不值得人们学习、不值得后人深思? 

    注：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8年3月在南京开学，1937年8月迁校，经江西庐山而武昌，最后落脚在四川成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宪，改称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迁台湾高雄凤山至今。